二次大戰終戰前的台灣衛生醫療景況(文獻整理) @ J&C

達爾文在觀察自然界之後，提出物競天擇的觀點。他認為自然界會不斷地淘汰不適合生存於其間的生物，維持自然界的平衡。16-17世紀「現代國家」出現的時候，社會科學家將達爾文物競天擇的概念擴張至民族國家相互角逐上。西方殖民國家也以「社會達爾文主義」來作為其爭掠亞、非、美洲地區的藉口。

當大航海時代來臨，西方國家以其先進的航海技術到達亞、非、美洲地區時，他們看到這些地區的人民仍停留在在宗教和非理性的氛圍之中。對他們而言，西方殖民國家認為其在殖民是帶領這些民族由前現代社會步入現代的唯一途徑。區別前現代和現代的關鍵就是現代性(modernity)，而現代性則體現於科學的發展上。

日本在明治維新後，開始學習西方科學，並開始攻佔鄰近的土地，以擴張自己的腹地。1895年中、日簽訂馬關條約之後，日本將其勢力範圍延伸至澎湖群島和台灣。為求順利統治殖民地，他們將現代性帶入當時仍處於前現代的台灣，而醫學對日本帝國來說，就是「天皇權力的延伸」。換句話說，「台灣醫學的發展自始即是日本殖民統治的一環」。

「勸君切莫過台灣，台灣恰似鬼門關，千個人去無人轉,知生知死都是難。」這是清朝時期對台灣的描述，可見當年到台灣是多麼危險。台灣之所以被稱為瘴癘之地，乃因位處亞熱帶，各種熱帶疾病非常流行，如鼠疫、霍亂、瘧疾、傷寒、副傷寒和痢疾，都是容易致人於死地的傳染疾病。

日本在1874年「牡丹社事件」時，就已經吃足苦頭。入台的日軍約有5990人，然罹病者卻高達16049人次，平均每人罹病2-3次。1895年3月23日，日軍攻佔澎湖列島，短短四天即死亡近千人，幾乎「全軍覆沒」。從1895年5月26日到12月15日止，日軍受傷者515人，戰死者164人，而罹病者卻有26994人，病死者4622人。

因此，日本統治台灣後，便積極從事疫情控制的工作，其中不能不提的人便是後藤新平。後藤新平「重視個人及社會環境的差異性，主張把社會看成「患者」，須先了解其病因(風俗習慣)，再做診療。」因此，在他擔任台灣總督府民政長官時，他首先主張要以科學方法來探勘台灣風俗民情和制度上與日本相左之處，待蒐集足夠的統計資料後，才能擬定合乎台灣民情的管理策略。這套管理方式被稱為「生物學統治論」。

在1903年10月於一場台灣醫學會第一次大會上，後藤新平提到

我來本島赴任之際，欲將新領土的經營，置於生物學的基礎上，諸君亦有所認知。蓋

此方針幾乎是世界所公認。即不能不以生物進化的真理作為標準，特別是對現今進化

達頂點的人類，最需要審慎研究。而最適合擔當此研究位置的就是醫學者。雙肩擔當

本島經營的，是立志移往遙遠他鄉的母國人。……而研究戰勝風土的影響，增強人類

抵抗力的方法，必求助於醫學。(引自范燕秋，1998：50)

富國之前必先強兵，這是現代國家的共識。國家提供優良的醫護體系照顧人民，使人民身強體壯，便能提升國家的生產力。對殖民母國而言，這也是一種能讓人民臣服於其下，並戮力為母國生產的統治手段。

從《台灣省衛生統計要覽---四十五年度》(衛生處主計室編印)的〈台灣歷年法定傳染病流行狀況〉中，我們看到1912年時，在225名感染痢疾的患者之中，有87人死亡，死亡率是38.6%，而在感染白喉的109位患者裡，共有54人死亡，死亡率高達49.54%。

而在《流行病學與瘧疾防治》裡，森下薰也提到20世紀初，台灣全島僅有三百萬人，但卻有一萬多人死於瘧疾。有鑑於此，日本政府決定從1911年起進行全台大規模的防瘧計畫。除了對台灣居民進行瘧原蟲篩檢之外，所有陽性反應的人，則會被強制以奎寧進行治療。

在後藤新平將現代醫學帶入台灣後，繼任者接續執行生物學統治政策，因而大幅降低台灣人民的死亡率。根據同一份數據，我們可以看到在1942年時，因感染痢疾而死亡的比例已經降為14.39%(396個患者裡，有57人死亡)，而因感染白喉而死亡的比例也降至15.64%(1374名患者裡，有215人死亡)。死亡率的降低便是日本政府於台灣推動現代醫學的成果，也是近代台灣公衛史上的一大成就。

此外，由於台灣地處亞熱帶，而日本位於溫帶，因此兩地的流行病不見的完全相同，因此在日籍學者抵達台灣之後，他們開始著手於蒐集台灣的病歷資料，以確立了日後的研究方向。

然而，當時由於經費有限，因此在台日籍學者往往得兼任學校教師和中央研究所的研究人員，而隸屬於總督府下的中央研究所便是這些學者用來從事醫學研究的機構。當時，學者的醫學研究結果都會在台灣醫學會所發行的雜誌上刊出，而這一份資料便成為後期學者在研究日據時代台灣醫學發展史時，一份重要的參考資料。

在1902年到1912年之間，日籍學者共發表了173篇研究熱帶醫學的論文，而在1913到1922年間，更有269篇的論文發表在醫學會雜誌上。此外，1901年，日人於民政部警察本署下設立衛生課，並積極從事防疫措施。在1896年，廣東和廈門爆發鼠疫。日本政府為了杜絕鼠疫對台造成影響，因而在港口設置檢疫站。後，更進而在台灣本島內撲滅鼠患，表二為日治時代歷年鼠疫病患發生表。

表二